论银行(转载自其他同志的文章)

在曾经的社会主义时代，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银行只有一家，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是为计划经济服务，是一个大一统的唯一垄断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并不是盈利机构，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银行的地位、职能和货币政策，与现在的央行有着显著的区别。
虽然人民银行具备存贷款功能，但是人民银行并不像资本主义的商业银行那样，利以存贷利差赚钱为目的，所有的商业信用均被取消，所有的信用都集中在国家身上，甚至有时候，人民银行会倒贴钱，导致出现过长时间的赤字，简而言之，人民银行是以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赚钱也只是被动的结果。
人民银行不像现代央行那样独立，在经济活动上也不占主动地位，在建囯之初，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关系紧密、地位平行，1969年，中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合井，到了1970年，许多地方的人民银行也和地方财政部门合井，人民银行随之成为财政部门的下属部门，在功能上，人民银行更像是一个会计，不负责具体的经济政策，例如在1966年～1978年，中央曾发布“冻结物价，限制工资增长”的规定，这些是由财政部门和当时的社会运动决定的，银行无法干涉，人民银行许多政策的制定，也不像现代央行那样，有自上而下的独立性，大到银行业务的制定和规章制度的确立，小到贷款利率的调整和存贷款的提取和发放 ，在很大程度上都由人民监督和决定，在社会主义中国，提供贷款要经过社会公开，民主管理，再发放，等于把社会散乱的信息通过一套程序聚合起来，这个办法不止给金融交易增加了一个保险阀，而且可以通过贷款各方信息的公开来实现自助招商引资，刺激真正想做事的企业去积极对接生产链。
在货币政策上，人民银行和现代中央银行也有很大不同，人民银行不依靠货币手段调整经济活动，也不以金融发展为目的，是完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当时的货币政策要求货币和实体产品的数量相适应，避免脱实就虚，为了不引起通胀，甚至出现过缩减投资、冻结账户、暂停贷款等。
从图一能看出来，计划经济时代的OPI、GDP、MPI是平稳增长的，在图二的货币供应量上，我们也能看出，计划经济时期的货币供应也十分平稳，不想现在某国那样大肆的货币放水。
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具体有三个基本功能：“存取款”、“转账”、“贷款”。
【存取款】：
存款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普通人的存款是给利息的，但是利息率逐年下降（图三），

这主要是为了推广人民币，吸纳回笼资金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早期还有银元等各种流通货币的时候，为了推广人民币，人民银行在1949年给予的活期存款利润率最高达60％，面对当时还存在着的民间高利贷等金融投机行为，银行就用各种利率手段打击金融投机，具体方式有提供大额低息贷款、提高有款利率等，这业手段有力的遏制了通货膨胀。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1961年中国人民银行就统一调整了利率，降低农业相关的贷款利率，到了1966年，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爆发，利息这个依托于商品生产存在的东西遭到了批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降低了储蓄存款利率（图四），

并且增办无息存款业务，这是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减小差别的一个尝试，不过到了1976年，这项业务就戛然而止了（你知道为什么）。
至于国营企业，机关单位的账户存款，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是没有利息的（图五），

因为这些企业与单位是全民所有制，内部直接进行调拨，不需要通过利率来调节经济活动，而集体所有制，由于还是商品生产，大多是有利息的。
由此可见，在当时特定的条件特定的环境下，利率作为一种手段，是有利于社会建设的，而国营企业、机关单位挪用账户上的存款进行经济活动时，都必须经受人民银行的审查，审查不通过，账户里面的钱不能用，这样导致银行对接企业的审查业务员有时候比该企业的会计更了解企业的状况，这进一步降低了挪用公款经济犯罪几率，至于集体的经济活动，在1966年前基本没什么限制，大队、生产队自己决定怎么用钱，银行也不会帮忙垫付（不过会提供低息贷款）
还有一个防止经济犯罪的手段，即“信用保证金”，当时国营企业经常需要花超出存款账面上金额去购买物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企缺多少资金银行审核通过就直接给多少贷款，并且大部分贷款利率很低甚至不用还，在此基础上有的人会利用这个缺多少给多少的机制给自己个人谋利，因此银行出台了这个规定，购货的单位，每购一次物资，必须缴纳一定的保证金，且这个保证金的钱不能是银行贷款里面出，必须是单位账户上的存款出，账户上没钱了原则上就不能发放贷款（个别特殊苦难的另算），这样就从技术上防止无限贷款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该类经济犯罪的发生。
【转账】
关于转账，在1966年之前，企业、单位办理转账业务时，在审查通过的情况下，可以转给个人的储蓄账户，实际上，根据这个机制，有的人就专门想办法把公款存在自己的储蓄账户上吃存款利息，叫“公款私存”，到了1966年随着文化革命，人民银行出台“加强结算工作，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通知，单位的转账再也不能转到个人储蓄账户上，并且转账支票不能提现，这实质上使当时的货币仅仅成为一种经济核算的手段，而不具备支付手段的职能（指国营企业机关单位这部分），而对于必须进行的商品交易进行转账结算时，在1973年进一步做了限制：
第一，所购买的物资必须纳入国家的计划。
第二，交易的对象必须是正当的企业或者集体。
第三，开户的单位必须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
第四，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单位，必须向银行以及主管部门审批才能开户，井且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承付结算，私下进行结算是不允许的。
由此可见，这些制度使得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更加具有计划性，更进一步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也更利于进行经济核算。
【贷款】
1962年之前，给国营企业提供资金帮助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财政部门，提供每个单位必要的基础资金，超额的资金，则是由银行提供贷款，这些贷款利率极低，有的直接没有利息，而且是定期发放贷款，所以一般不强制要求偿还（图六），

因为许多单位不以利润为导向，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回收贷款数额的货币，因此这些钱就是为了杜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服务的。
至于改开后，财政部门提供的基础资金就断了，这导致国营企业（变国有了）只能靠银行贷款进行生产（还要上交百分之八十的年利润），更别提国企内部还有一些不能说的事，这就是导致国企落寞设备老旧倒闭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积极性不XX只有老设备）
不过，对于一些能够偿还的贷款，是要求偿还的，为此还规定了惩罚金制度，一旦逾期不还，就要求按照贷款数额的一定比例缴纳罚金，比如1952年的罚金是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三，到了1971年，正好是财政部和银行合井之后，财政部宣布取消国营工业、手工业和商办工业过期贷款加息的规定。
回到贷款，到了1962年，当时的社会运动要求银行更加共产主义化，井且要减少手续，所以人民银行服从人民的要求，全额提供国营企业所要求的所有资金，不过后来确实出现了核算上的混乱以及一些经济问题，因此很快就取消了这个措施，恢复了之前的财政部提供基础资金，银行提供流动资金的方式，到了1974年，部分地区革委会（革委会就是“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所谓“三结合”是指这个地方国家机关“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要求，当地的人民银行提供贷款要经过杜会公开民主管理之后才能发放，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当时经济领域内的民主就逐渐得到初步落实，虽然不太成熟，但这毫无疑问是一次伟大的尝试。
而且，当时银行内部决定银行员工每级的工资额度也是通过民主决定的，这个方案叫做“三上三下”，上是领导小组，下是群众组织讨论，交叉三次进行讨论，最终由大家来决定每个银行员工的工资的级别和额度。
至于集体单位，尤其是农业，贷款利率是一个手段，用来调节当时集体单位的经济活动，在1961年，中国人民银行就统一调低农业贷款，利率便于农业建设，并且由于统购统销政策，以及和国营企业交易的缘故也不存在还不上钱的问题，这也是1975年，周说的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农业自给自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社会主义改造后货币性质的质变，个人货币只能用于生活资料的消费，货币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凭证，国营企业货币的使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总结】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后续的一系列运动的改造，货币的性质的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质变，虽然对外贸易集体单位还存在着商品交换，货币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产业资本，生息资本，商业资本已经逐步的在消亡，随之带来的货币关系也在逐步消亡。
首先，个体无法购买生产资料，这使得个人的货币基本只用于生活资料的消费，虽然在个人层面货币虽然还是能流通，还是有资产阶级的法权，但是货币交换所能流动的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相应受到了限制，此时货币已经接近于一种杜会劳动凭证，由这个凭证个人可以获得杜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也就是，货币成为一种变相的劳动券，而国营企业的货币的使用，前面提到过，已经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也无法提现，那么在这个层面上，货币已经趋近于一种实体交易的统计数字，而不再是一种支付手段，而八级工资制，虽然是等级制，但也是一种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结合体，一方面是个人技术，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因素挂钩，这是按劳分配，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民主讨论，会考虑个人家庭等其他因素，来实行工资等级的调整，这是一种曲折的按需分配。